电影《东极岛》历史真实与戏剧需求的裂隙与价值
更新时间：2025-08-29 18:21 浏览量：5
电影《东极岛》剧照。资料图
□彭悦（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2024级研究生）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特殊历史节点，管虎与费振翔联袂执导的电影《东极岛》将1942年舟山渔民营救英国战俘的“里斯本丸事件”搬上大银幕。这部投资5亿、拍摄周期7个月、有40%水下实拍的“大救援”影片，讲述了中国渔民自发驾驶46艘小船从日军枪口下救出384名英军战俘的平民史诗。
当朱一龙饰演的阿赑以“大海之王”的姿态劈开海浪，吴磊饰演的阿荡在枪林弹雨中摆出英雄造型时，电影试图呈现的精神价值是历史真实和人道主义的内核。但影片中的阿荡因与英军战俘纽曼的友情而行动，阿赑因弟弟被杀而复仇，我们应该思考：这是否削弱了中国渔民那句“海上有难，必救”信条的深刻程度，是否让观众感受到了历史性与戏剧性的撕裂。
真实历史中的救援奇迹，闪耀着超越国界的、纯粹的人道主义光辉。当里斯本丸号遭鱼雷击中，日军封锁舱门扫射逃生战俘时，东极岛渔民仅凭“海上有难，必救”的祖训便冒死出海，渔民后代受访时那句“人遇难了就得救，管他哪国人”，这种无需任何附加条件的生命救援，是中国传统精神里“仁、义”二字的最好注解。电影《东极岛》开篇就将镜头对准了一座被潮声日夜冲刷的小岛，岛上仅有的两个日本人锁了他们的船，不允许他们出海，要求他们操练，要求他们的孩子学习日语，整个岛始终处于一种“被殖民”的状态。主人公阿赑与阿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两兄弟本是村长从海上救回的漂泊少年，因为胸前的文身不被岛民待见，不但被戏称为“小海盗”，还被岛民赶到岛屿北边居住，是典型的外来者形象。这样的设定虽然能够更好刻画他们自由不羁的性格，但却减弱了人物与土地的关联，剥离了渔民行动的文化根基，更多的是他们个人能动性的演绎。
不仅如此，影片中最初对英军战俘的营救，只是一个巧合。出海的阿赑与阿荡偶然碰见了英军战俘，阿荡不顾哥哥的阻拦救下了纽曼并与他成为了朋友。阿荡因为对异国好友的“义薄云天”自愿被日军俘虏，拼尽全力杀掉日军指挥官，有大部分原因是为友报仇；阿赑反抗的导火索则是养父和弟弟的死亡。这种戏剧性的改编一定程度上将渔民自发救人的崇高降格为“复仇”的冲突，落入了传统戏剧的窠臼。
商业电影需要主角光环、戏剧冲突、情感线索和明确的故事弧光，这些需求往往与历史的碎片化、复杂性和多义性存在天然矛盾。《东极岛》为了符合类型片规律，对历史进行了简化、重组和戏剧化处理，才会出现以上改编。我们不必将目光始终集中在“个人英雄主义”的争议上，更应该看见的是《东极岛》技术创新的水下史诗、东方叙事的独特美学、人性光辉的深度刻画。
首先，《东极岛》在电影工业化层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影片高达40%的水下实拍比例创造了国产电影的新纪录，制作团队一比一复原了“里斯本丸”巨轮，搭建了9000平米的恒温水景棚，模拟出200种海浪效果，沉船场面的CGI效果，尤其是船体断裂时产生的虹吸画面带来了令人窒息的视觉震撼，为观众营造了极其真实的沉浸式体验。
其次，影片在关键历史节点上保持了真实性。“里斯本丸沉没、英军战俘自救、日军射杀战俘，渔民出海救人”的核心事件，都遵循了历史框架。电影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框架，将中国渔民作为叙事主体，填补了历史叙述的空白，让被忽视的群体获得了应有的关注。电影镜头对准烈焰间迸出的那句“满江红”、虹吸中阿赑挂上绳结后垂下的手、最后载着阿花的一叶孤舟，正表明了影片关心的并不是“宏大”，而是在历史车轮碾过后仍然高昂的灵魂。
最后，阿赑形象的塑造虽然存在所谓“个人英雄主义”争议，但在这个勇敢的抗争者背后，我们得以窥见中华民族面对压迫时从“顺从-觉醒”的转变，这样的转变不单单是阿赑的转变，更是东极岛渔民们的转变。这样的人物刻画避免了脸谱化的英雄塑造，呈现了有血有肉的平民形象。《东极岛》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无疑是渔民们支起桅杆、撑起船帆出海救援的片段，这是纯粹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的冒险救援，是一种超越国界和种族的大爱。
《东极岛》中展现了友情、亲情还有对生命的敬畏，不管是哪一种感情，传达出的都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它告诉每一个人真正的英雄主义不是超凡脱俗的能力，而是关键时刻做出的勇敢抉择，人性的光辉不在于宏大的宣言，而在于具体的行动，以此照亮人类文明最深的汪洋。
在大银幕时代，历史成为海面下的沉船，而电影是打捞真相的锚钩。《东极岛》面临的是所有历史题材商业电影的共同困境：历史纪录可能牺牲戏剧性和观赏性，导致市场失败；过度戏剧化则可能扭曲历史，引发争议，但《东极岛》的价值在于它成功引发了我们对历史、人性、战争的思考，让一段被遗忘的历史重新进入公共视野。很明显，它交上的是一份高分答卷。
历史题材电影承担着特殊的文化责任，它既是商品，也是记忆载体，既是娱乐产品，也是历史传播媒介。如何在商业成功与文化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中国电影人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