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抗战时期出版了哪些报纸、小说，诞生了多少文学名篇？当时的话剧、京剧、电影你看过吗？

更新时间：2025-09-21 09:26  浏览量：3

编者按：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百乐门”静安艺文志推出“峥嵘岁月”专栏。回望抗战岁月，缅怀先烈，凝聚奋起新时代的磅礴力量。本期，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上海抗战文艺”。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上海文艺界于7月28日迅速成立了文化救亡协会，这是当时抗日救亡团体中最具影响力的组织。中共地下党员的夏衍与茅盾、巴金、欧阳予倩等当选为理事，由此在东海之滨、浦江两岸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文艺之战。

文丨王琪森

上海抗战文艺述略

巴金与《呐喊》

党对上海文艺界的关注与领导历史背景

上海文化以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为主体。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就成为全国文化艺术的中心，集中了一大批全国著名的文学艺术家。1930年3月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成立。出席大会的有鲁迅、潘汉年、冯雪峰、冯乃超、阳翰笙、夏衍、田汉、阿英、郑伯奇、郁达夫、蒋光慈、许幸之、李初梨、殷夫、柔石、杜国庠、冯宪章等，除了鲁迅、郁达夫等几人外，其他人大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阳春三月，在上海已成为全国电影拍摄基地的情况下，夏衍奉党之命，与阿英、王尘无、司徒慧敏、石凌鹤成立了专门的党的电影小组，成为电影界的“红色灵魂”。其后在潘汉年的介绍下，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夏衍，阐明了党的抗战文艺方针与当下任务。从此，夏衍就以职业革命文艺家的身份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5月，中共中央安排曾在上海工作过、有着丰富城市斗争经验的刘晓来到上海，他和冯雪峰、王尧山三人组成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史称中共上海三人团。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后，中共党员郭沫若、夏衍、田汉及周信芳等，马上又组成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主席为郑伯奇，副主席为欧阳予倩、洪深，秘书长为马彦祥，后由于伶担任。从中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关注及领导一直是相当及时而有力的，可谓是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唯其如此，当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之后，留守在“孤岛”的中共党员于伶、阿英、王任叔（巴人）、梅益等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地在新闻、文学、电影、话剧、戏剧等领域奋起抗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以爱国主义鼓舞人民，以民族气节激励大众，以坚决抗战反对投降，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和积极的时代意义，使上海“孤岛”被誉为抗战时期不屈的“文化堡垒”。

上海抗战时期新闻的巨大作用

面对烽火连天、外敌入侵，上海新闻界闻风而动，以宣传群众、舆论鼓动为主要武器，立刻成为全国抗日新闻宣传的中心。1935年9月20日创刊了新颖小型报《立报》，刊文以短小精悍、关注时事、抨击时弊而深受读者欢迎，其办报方针是“对外争取国家独立，驱除敌寇；对内督促政治民主，严惩贪污。”而最具影响力、号召力与战斗力的是1937年8月24日创刊的《救亡日报》，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编委有巴金、茅盾、柯灵、胡愈之、邹韬奋等。尽管这是一张四开四版的报纸，但以战事报道为主，观点鲜明，鼓舞民心，激励斗志，并坚持办报和组织救亡活动相结合，从而成为“上海文化界人士宣传抗日的喉舌”，从创刊时的发行数1000份，不久就激增至8000份，传导了“举国一致，抗战到底”的时代精神。另外，还有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金钟华、沈兹九等主办的《战时联合旬刊》，茅盾、巴金主持的《呐喊周刊》及《烽火》，艾思奇等主持的《文化战线》旬刊，章乃器、夏征农等主持的《前线》五日刊，柯灵主编的《民族呼声》周刊，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周刊》等，为动员全民参加抗战及鼓舞抗日斗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救亡日报》与《立报》

在上海抗日新闻救亡中，还有一种颇有时代特征、社会影响的方式，就是出版翻译性的新闻报刊，成为“孤岛新闻”的标志。这样不仅可以躲避敌方的新闻检查，受到有关国际法的保护，而且内容也可更加广泛、充实、全面，并得到海内外受众的关注。如1937年创刊的纯翻译性的日报《译报》《导报》《每日译报》等，其中《译报》影响力最大，该报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所创办，聘请了香港注册的英商大学图书公司的经理作为发行人。报上的所有稿件均译自在上海出版的外国报刊，新闻报道是主体，其它还有特写、评论、专访等，从而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和险恶阴谋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发挥了重要的新闻效应及广泛的舆论覆盖。另外，上海新闻界还利用外资的名义办报刊，如1938年1月由严宝礼创办的《文汇报》，就请了一位破产的英国商人克明担任发行人，徐铸成任主笔，从而使报纸能在日军的控制下发行，为抗日救亡进行鼓与呼。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的巨大作用

淞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浴血奋战，上海市民共赴国难，大力支持声援，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从而大大地激发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

如茅盾就在“八一三”血战的10天后，慷慨激昂地写了《炮火的洗礼》，宣称“古老的伟大的中华民族，需要在炮火中洗一个澡……在炮火的洗礼中，中国民族就更生”。巴金也著文喊出了炽热的心声：“我是一个永远追求光明，不知道灰心和绝望、不知道畏缩和恐惧的战士。”于是，以敏锐迅捷为特征的报告文学在此时异军突起，吹响了上海抗战文学的冲锋号。骆宾基写出了悲壮而鼓舞斗志的《我有右胳膊就行》等多篇报告文学，阿垅也推出其系列报告文学《第一击》等。另外，如《淞沪战区远足》《前线归来》等也写得极为真实生动而有现场感。为此，上海地下党文委钱杏邨编选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成为现代第一部报告文学作品集，而由上海地下党文委梅益主编的报告文学作品集《上海一日》，则成为“孤岛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从而史诗性地全面反映了上海抗战的历史画卷。1937年10月，美国记者斯诺在英国伦敦出版了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1938年2月，上海“孤岛”首次推出了中文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抗日根据地实况展现于世界，更是轰动了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战线。

《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

上海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也紧贴时代，出现了不少精品力作，其先声是来自东北沦陷区的一批青年作家加盟了“左联”，他们的作品展现了白山黑水间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日之战及其在铁蹄蹂躏下悲惨的生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萧军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等。而被茅盾赞誉为写出：“中国人民大众的抗战意志如何在压迫下、践踏下、侮辱下、欺骗下，沉郁而坚定地发展，终于达到‘由自己去担当’”的反映淞沪抗战的小说《给予者》，是由欧阳山、草明、于逢、邵子南、丘东平集体讨论，由中共地下党员丘东平执笔。这位曾参加过“一二八”“八一三”战役的青年作家，还写过直接取材自战场的小说《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暴风雨的一天》等，均是抗战小说名篇。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作家巴金在“孤岛”时期，积极投身抗战文学事业，创作了抗日救亡小说《莫娜.丽沙》，并在那么险恶动荡的环境下，坚持笔耕，完成了《春》《秋》两部小说，从而和以前出版的《家》在“孤岛”汇成了“激流三部曲”。在这一时期问世的中长篇小说有五十多部，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璀璨的篇章。

被鲁迅先生称为“匕首”和“投枪”的杂文，在上海的抗战文学中也发挥了冲锋陷阵的排头兵作用。从1932年到1936年，鲁迅就在《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中对不抵抗主义和侵略者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与犀利的批判。正是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上海成为整个抗战文学重要的杂文阵地，形成了阿英、王任叔、唐弢、柯灵、巴金、王元化等群体，发表了不少精悍犀利、振聋发聩的檄文。1939年1月，由中共地下党文委王任叔受命创办了《鲁迅风》杂志，成为抗战杂文的主阵地。

正如王任叔在《鲁迅风》发刊词中旗帜鲜明地说：“生在斗争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探取鲁迅先生使用的武器的秘密，使用我们可能使用的武器，袭击当前的大敌，说我们这刊物有些‘用意’，那便是唯一的‘用意’了。”

《鲁迅风》

“孤岛”时期的文学期刊、丛刊和副刊达150多种，其中，文艺期刊90多种，文艺丛刊近20种，文艺副刊40多种。如原先左联的纯文学刊物《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月刊》，综合性的文艺刊物《新中国文艺丛刊》《文学集林》《奔流文艺丛刊》《文艺》等，这些刊物为文学作品的发表提供了园地，如巴金和茅盾就一起创办了《文学》《中流》《文季》《译文》等四种知名刊物，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上海抗战时期话剧的演出盛况

中国的话剧艺术发源于上海，从清末至民国，已完成了从文明戏、新剧到话剧的演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已成为全国话剧演出的重镇，集中了一批编剧、导演、演员、舞美等精英名家。在上海抗日救亡激情燃烧的岁月，上海地下党文委要求时任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秘书长于伶立即行动起来，几乎动员了上海戏剧界的主体力量，如著名剧作家洪深、宋之的、顾仲彝等，著名导演朱端钧、袁牧之、吴仞之、黄佐临、许幸之等，著名演员金山、田方、王莹、石挥、乔奇、黄宗江等，先后组建了“青鸟剧社”“上海剧艺社”等13个抗日救亡演剧队，先后演出了话剧《赛金花》《夜上海》《上海屋檐下》等，倡导以“严肃的态度，努力提高演剧水准，选成功的舞台名剧，供给观众精神食粮”为理念。他们的演出细腻真实，格调清新而声情并茂，形神相畅而直抵灵魂，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从而成为上海舞台上抗战文艺的主力军。

话剧《夜上海》

“我们不再把眼泪和叹息带到无情无义的墓前，我们要用血和肉来响应你们的呐喊。”巴金率先在艺坛发出呐喊。上海地下党文委的作家于伶、阿英、阳翰笙等，以及进步作家李健吾、曹禺、吴祖光等在这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以笔当枪，及时推出了一批思想深刻、喻意内蕴、情节生动、场景感人的剧作。如领军剧作家于伶的《长夜行》《大明英烈传》《花溅泪》。尤其是《花溅泪》的社会反响最强烈，从而唤醒大众的觉悟。夏衍写出了《一年间》《心防》《愁城记》《水乡吟》《法西斯细菌》等，阿英创作了《明末遗恨》《海国英雄》两部历史剧，通过借古喻今来显示现实意义，只有不畏强敌，抵御外辱，才能保卫中华。而《明末遗恨》连演35天约70多场，仍欲罢不能，场场爆满。最火的剧目是吴祖光的《文天祥》，以严谨的构思、感人的情节、浩然的正气、倾情的演出，讴歌了一位民族英雄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贞精神。

上海抗战时期电影院线的风靡

中国电影是在上海崛起并发展的，而后至三十年代，随着一批才华横溢的编创人员汇集和风华绝代的银幕明星的亮相，上海的电影院线是海内外新片不断。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很早就关注了这个光影领域，早在1932年，就派中共党员夏衍、阿英、郑伯奇加盟明星公司。1933年春，随着以夏衍为首的党的电影小组成立，正式迎来了左翼电影的创作高峰，拍出了夏衍反映农村斗争的《狂流》、展现香港抗战的《白云故乡》，田汉的《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沈西岑描写包身工生活的《女性的呐喊》，孙渝反映人民大众团结抗日的《大路》，阳翰笙反封建反土豪的《铁板红泪录》，夏衍反映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上海二十四小时》，蔡楚生揭露社会黑暗的《渔光曲》等，书写了中国电影史上辉煌的一页。特别是田汉、夏衍1935年创作的电影《风云儿女》，讲述了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下，诗人辛白华因为挚友梁质夫的牺牲而毅然投入抗战的前列，而其中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后来的国歌。

电影《大路》《木兰从军》

上海那些著名的电影明星，也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了高风亮节。他们不顾敌伪的威逼利诱乃至恐吓，纷纷在片场上挑大梁，有“电影皇帝”之称的金焰，率先主演了《大路》《壮志凌云》等多部抗日题材电影，尤其是《大路》，不仅极富现实主义的战斗力，而且在抗战史上是第一部救亡力作。而电影剧作家们在这困难当头的日子中，也以民族大义为重，在案头勤奋笔耕。如欧阳予倩是“八一三”后和田汉、夏衍一起组织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的剧作家，他在“孤岛”初期，就及时创作了电影剧本《木兰从军》，交华成制片厂后迅速开拍。1939年2月上映后，创连续上映85天的佳绩，影片以紧凑的情节、流畅的节奏、高亢的基调讲述了北朝时的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将历史故事与现实背景相结合，反映了“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抗战精神。

上海抗战时期京剧的票房奇迹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即移居上海马斯南路（今思南路）梅公馆。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梅兰芳以强烈的家国情怀及民族意识紧锣密鼓地上演了不少剧目，是颇有寓意的。

《西施》的亡国之恨与卧薪尝胆，《霸王别姬》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宇宙锋》的聚义抗暴、扫平叛逆等戏核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精神导向。另外，梅兰芳还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剧，特别是梅兰芳在《生死恨》中所饰演的韩玉娘，是位决意抗金的奇女子。梅兰芳的表演细腻而生动地传导了一种不屈的民族意志，因而打动了观众，演出场场爆满，起到了借古喻今、鼓舞民志的作用。大红氍毹上响起了反抗的呐喊，锣鼓声中传导了不屈的精神，因而在当时一票难求。而后因为社会反响巨大，被拍成了京剧电影。而当上海成为“孤岛”后，他毅然蓄须明志，拒绝登台，展现了崇高的风骨气节。

梅兰芳《抗金兵》

随着“八一三”烽火的燃起，民族灾难的加重，上海京剧舞台及时地演出了大量具有抗战意识的传统剧目和新编历史剧，京剧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的艺术作用及社会影响是空前的。如引起极大社会反响的《梁红玉》塑造了一位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抗金女英雄形象，当金兀术派人到宋营谈判要求割地时，梁红玉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地说：“自古以来，这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身为武将，守土有责，寸步不让。”从而成功地唤醒了民众的抗日意志。欧阳予倩重新改编的历史剧《桃花扇》，以悲壮的表演，深沉的唱腔，讴歌了李香君、柳敬亭的民族气节。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倾心演出的《荒山泪》和《春闺梦》，以生动传神、委婉悲愤的演唱，深刻地反映了抗战时期人民的痛苦和期盼，凸显了大义凛然的爱国精神。

作者介绍

王琪森，学者、作家、书画篆刻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国家一级文艺编辑。兰亭书会顾问、上海中国书法院副院长。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海上明月—纪念吴昌硕诞辰180周年艺术大展”学术总策划。

编者按：

本栏目来源于1994年2月8日创刊的《静安报》副刊《百乐门》。在微信平台，“百乐门”将以全新形式向读者展示。每周定期推送，换个角度阅读静安。投稿可发至：jinganbao2016@126.com

作者：王琪森

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辑：施丹妮

资料来源：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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