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倩：戏剧理论实践远播海外
更新时间：2025-12-18 10:55 浏览量：2
张清芳
欧阳予倩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界的“通才”，在早期话剧、戏曲、电影的剧本创作、导演和舞台表演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是中国话剧艺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20世纪20年代前后，他还在中国京剧界享有“南欧（欧阳予倩）北梅（梅兰芳）”的美誉。在推动戏剧改革以及戏剧教育等方面，欧阳予倩做了大量工作，田汉曾盛赞他是“中国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之间的一座典型的金桥”。欧阳予倩的戏剧理论与实践不仅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得到广泛传播。
早年投身“文明戏”
1907年，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春柳社首演文明戏（初期话剧、白话剧）《茶花女》，欧阳予倩看后产生参演戏剧的兴趣。之后，他加入春柳社，同年6月参演五幕剧《黑奴吁天录》。该剧演出成功，日本《读卖新闻》《东京朝日新闻》《报知新闻》等刊载了相关报道。1907年7月，《早稻田文学》登载的文章中，日本戏剧评论家伊原青青园肯定该剧“背景独具匠心，舞台整饬统一，演员演技熟稔，在这些方面恐怕日本的业余戏剧也稍逊一筹”。该剧也获得中国留日学生好评。同年，《演艺画报》7月号上登载了两张标题为“本乡座中国留学生演剧《黑奴吁天录》”的照片。此后，欧阳予倩在日本又参演了《鸣不平》《热血》（演出时改为《热泪》）等文明戏。
春柳社演剧经历成为欧阳予倩戏剧活动的开端，是他形成戏剧既有审美性，又可“借此以作爱国的宣传”现代戏剧观的开始，这也成为他回国后始终在理论和实践上坚持对中国戏剧改革创新的原因之一。
海外最先推介和评价欧阳予倩日本留学期间演剧活动的，是美籍华人翻译家梁社乾。他1936年发表《中国当代戏剧》，在介绍中国话剧发展情况时，涉及春柳社、北平艺专等多个团体的演剧活动，还介绍了包括欧阳予倩在内的一批中国戏剧家。1996年，美国华人学者邵勤在英文文章《错配：欧阳予倩和南通的戏剧改革（1919—1922）》中详细分析了欧阳予倩的这段经历。1983年，美国学者耿德华主编的英文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戏剧选》与2010年美国华人学者陈小眉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戏剧选》，分别介绍了欧阳予倩在日本的演剧情况。其他英文论著也涉及这些内容，如2010年美国学者卡罗琳·菲茨杰拉德的文章《战时鸳蝴派：欧阳予倩对娜拉和木兰形象的改造》，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薇薇安·沈写于2005年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左翼电影的起源（1932—1937）》、凯文·亨利2020年的专著《五四和翻译》等。
日本学界则伴随着春柳社研究的兴起而关注到欧阳予倩。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相关研究论文，主要有滨一卫的《关于春柳社的〈黑奴吁天录〉》、中村忠行的《春柳社逸史考》、近藤忠义的《新派剧与中国话剧》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日本的春柳社研究再次出现，近年来，饭塚容、濑户宏等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多涉及此方面内容。
濑户宏2005年出版日文专著《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高度评价欧阳予倩参加春柳社是其开展中国话剧活动的良好开端，“此后，欧阳予倩为中国话剧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书前七章在论述文明戏演变发展历程时，多次引用欧阳予倩在1957年撰写的两篇回忆录《回忆春柳》《谈文明戏》中的观点，认为“欧阳予倩在回忆录里提出的观点可以说是五四以来站在话剧运动立场上对文明戏进行评价的集大成者”。可以说，欧阳予倩在日本的这段演剧经历成为海外学界研究文明戏的必备资料之一。
推动戏剧改革创新
1910年，欧阳予倩归国后投身新旧戏剧表演，并从事话剧创作、改编和革新工作。他一边编、演话剧，一边在五四新文化影响下逐渐形成自己的现代话剧观及理论，即推动戏剧改革创新，且要吸收中国传统戏剧精华而使文明戏与话剧得以“中国化”。1929年，他创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实践了这种话剧观，在近3年时间里培养了不少为社会服务的话剧人才。
梁社乾写于1936年的英文文章《中国当代戏剧》中就包括对广东戏剧研究所及其演剧情况的介绍。意大利学者莱蒂齐亚·富西尼在英文文章《创新还是更传统？——五四时期的中国传统悲剧观念》中，把欧阳予倩1928年的文章《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践》作为体现中国话剧悲剧观的一个代表作。
1940年，欧阳予倩任广西艺术馆馆长并兼任戏剧部主任，戏剧部还附设话剧实验剧团。时值抗战期间，他在桂林继续推进对话剧的改革创新，并将其与反侵略抗争结合。加拿大历史学者戴安娜·拉里2010年出版英文专著《战时中国人所受苦难与社会变革（1937—1945）》，专门提到1942年—1944年在桂林时，欧阳予倩在话剧中曾讽刺投降日本的汉奸。
1944年2月，以“戏剧为抗战服务”为方针，欧阳予倩和田汉等人集合湘、桂、粤、赣、川、滇、鄂等地30多个戏剧团体的上千名戏剧工作者，冲破重重阻力，召开了影响深远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史称“西南剧展”）。剧展历时约3个月，演出爱国剧目数十部，观众达10万人次。同年，美国剧评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这次规模宏大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的。”
欧阳予倩在话剧领域的突出成就，使海外也公认他与洪深、田汉并称三大中国话剧先驱。他写于1927年的代表作五幕话剧《潘金莲》，被耿德华译为英文并收录于其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选》，陈小眉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戏剧选》则收入欧阳予倩1922年创作的独幕话剧《回家以后》，认为它是“最早描写归国华人的戏剧之一”。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博士安美珍在2019年撰写的英文文章《〈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欧阳予倩的〈黑奴恨〉和角色扮演中的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策略》探讨了欧阳予倩在1959年创作大型话剧《黑奴恨》的情况及其中国演员的表演策略等。这都表明欧阳予倩的话剧活动在海外产生了长久影响。
旧戏改革成就获认可
欧阳予倩从小就对中国戏曲很感兴趣，早在1909年，他就向春柳社成员学唱青衣。从1916年成为职业京剧演员到1927年，欧阳予倩共自编自演了二十余出京戏，撰写、改编了8个京戏本。1914年—1917年，欧阳予倩根据小说《红楼梦》自编自演了十几出颇有新意的“红楼戏”，因扮相清丽雅致，与梅兰芳《黛玉葬花》等红楼戏中高贵雍容的青衣形象遥相呼应、平分秋色，成为一时佳话，遂有“南欧北梅”之誉。这种声誉也使欧阳予倩在1919年受邀赴江苏南通主持伶工学社（中国成立最早一所培养京剧演员的新型戏剧学校）和更俗剧场。这为他实现旧戏改革理想和培养新式戏剧人才提供了可能。
邵勤的研究还原了欧阳予倩1919年—1922年在伶工学社进行京剧改革时遇到的困难，认为其“揭示出传统流行文化对现代文化形式侵入的抵触，折射出现代中国所经历的阵痛”。陈小眉在《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戏剧选》的“导言”中同样把欧阳予倩作为京剧改革的一个先驱。2012年，学者沈静（音）的英文文章《戏剧中的女性主义：梅兰芳和欧阳予倩“红楼戏”的比较》，把这两位京剧大师进行比较，“特别是调查了两人所扮演的女性形象（表演艺术、服装行头、戏剧道具和舞台装置），力图阐明他们对京剧的特殊贡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恰逢中国戏剧日益受到国际关注。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梁社乾相继撰写《新潮传统戏曲的新趋势》《中国戏剧的逆流》《今日粤剧》等英文文章，认为尽管中国戏剧应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但是也欢迎“有节制的革新”。他把有“好嗓子”的欧阳予倩看作是能把戏剧“历史意识”与“现代意识”密切结合起来的代表性人物。兼具演员和剧作家身份的欧阳予倩从日本归国后，成为剧艺进步探索的先锋。而京剧《潘金莲》中潘金莲对武松的告白，是其剧作贯穿现代意识并极具感染力的体现，堪为当时北京剧坛的过渡戏树立了榜样。这些文章为推动中国戏剧走向世界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欧阳予倩的京剧演剧活动只有十多年，近年来他在海外产生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古典戏曲改革文章上。2021年，美国学者大卫·罗尔斯顿（陆大伟）在英文专著《京剧题记》中大力赞扬欧阳予倩在京剧领域的重要贡献，几乎每一章都引用他关于京剧的观点，第二章还专门把他与另一个京剧名旦汪笑侬的京剧生涯进行比较，指出欧阳予倩所写自传与戏剧理论文章为中国戏曲史留下了大量宝贵资料。
欧阳予倩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界一位集编、导、演、译、写等于一身的“跨界”通才，他的戏剧理论与实践让海外学界看到了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