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的戏剧往事

更新时间：2026-01-19 08:00  浏览量：1

▌马蹄

如果从1906年李叔同等创立的春柳社算起，中国人对现代戏剧的探索正好走过了120个春秋。

今年1月8日又恰逢周恩来总理逝世50周年，生前周恩来总理对中国戏剧事业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周恩来总理青少年时代即与戏剧结缘，在天津南开学校参与了很多戏剧实践，而由南开所滋养的戏剧情结，几乎伴其一生。

1957年12月14日，周恩来观看绍剧《大闹天宫》演出后，怀抱演员小六龄童时的留影。

南开新剧的中坚力量

1914年，南开学校二年级的学生周恩来开始参加演剧活动，先后参演《恩怨缘》《一元钱》《华娥传》《仇大娘》等剧。同年11月，在南开新剧团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当选布景部副部长。此后他与同学一道动手，想方设法为演出添彩。从现有的《周恩来同志青年时期在天津的戏剧活动资料汇编》和《南开早期话剧运动史料》等专著中，均不难发现南开新剧演出中布景、灯光、道具的考究。

此外，周恩来也参与到演出剧本的编写中。为避免临时抓剧本，1916年暑假，张伯苓率领新剧团骨干师生，到高庄一所现代小学共同编写剧本，周恩来参与其中。五天时间，参与者每人均编写剧本三四个，最后大家商定排演时子周编剧的《叶中诚》。后《叶中诚》改名《一念差》，先后共演五场。周恩来因届毕业，虽未参演，但管幕及布景，并追记词句，整理为《〈一念差〉内容详记》，以“飞飞”笔名发表于《敬业》学报第五期。而南开新剧团1916年自编演《一念差》起，初步实行的剧本制和导演制，在中国话剧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周恩来在南开新剧团中从饰演角色、改编剧本、撰写剧评，到装置布景等，样样都干，无疑成为剧团的中坚力量。校长张伯苓称他为南开最好的学生：“曾为《校风》总经理，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凡此均足证其学识毅力之胜于人也。君于新剧，尤其特长……原是凡津人士之曾观南开新剧者，无不耳君之名。”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不仅是南开新剧表演的积极实践者，还是中国话剧理论建设的践行者。在南开期间，他曾发表多篇新剧理论文章。在《本校十一周年纪念新剧〈一元钱〉记》中，发表了对新剧的初步认识：“盖改良社会，端赖感化劝导之功用，而新剧感人最深，迥非旧剧之以声调音韵胜。”

来年，周恩来就新剧问题又撰写了一篇社论《吾校新剧观》，先以“新剧之功效”为题，分析中国语言与教育乃至国力现状之间的微妙关系，充分肯定并更加推崇新剧的社会功效。此时的周恩来，对新剧已不仅是一种表演上的单纯热爱，已然进入到一定层次的理论研究中，特别是对南开新剧的界定，和对写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肯定和提倡，都体现出他文艺理论的前瞻性。

越剧艺术的伯乐园丁

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携带的越剧彩色故事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引起轰动，寓居瑞士的喜剧大师卓别林对这部电影喜爱有加。周总理介绍说：“越剧源于中国绍兴，那里是鲁迅先生的故乡。越剧充满诗情画意，轻歌曼舞。”随后，邀请卓别林到中国访问，卓别林笑着答应了。

周总理出生在江苏淮安，祖籍浙江绍兴，常以绍兴人自豪，对于越剧，自然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在我国戏曲百花园中，越剧属于年轻的剧种，从1906年“小歌班”开始到被称为“的笃班”的三次闯上海，不过百年多历史。1946年5月，袁雪芬的雪声剧团在上海明星大戏院演出，编剧南薇把鲁迅的《祝福》念给她听，问能不能改编成越剧？袁雪芬不太晓得鲁迅，更不了解国民党对他的仇视，然而祥林嫂的苦难却使她感同身受。随后她拜访许广平，得到热情支持。彩排那天，戏剧界的田汉、洪深、于伶、白杨、赵丹、史东山、熊佛西和刘厚生等进步人士都赶来了。这是第一次把鲁迅名著搬上戏曲舞台，舆论界反应强烈，麻烦却接踵而至。国民党特务把装有子弹的恐吓信送到了袁雪芬家里。《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等进步报刊口诛笔伐，特务们狼狈不堪。越剧《祥林嫂》安然无恙。9月，恰巧周恩来抵达上海和国民党当局和平谈判。《祥林嫂》的遭遇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他叮嘱田汉、于伶、刘厚生、李之华等地下党员，对袁雪芬这些女孩子们进行广泛接触和帮助。

1949年4月，周恩来与将要去上海工作的夏衍谈话，强调戏剧方面有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和袁雪芬，袁雪芬和几位前辈年龄相差很大，但都是一个剧种的领军人物。袁雪芬还是一个小姑娘，书也读得不多，但是历史把她推上戏曲界重要的代表人物的位置。你要尊重他们，向他们请教……

1950年8月，范瑞娟、傅全香率团的东山越艺社，其班底为袁雪芬的雪声剧团，将《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祥林嫂》第一次唱进中南海，唱到了毛主席、周总理身边。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炮而红，两年后参加全国汇演获一等奖。有关方面决定把它搬上银幕，却作难梁山伯非范瑞娟莫属，可祝英台有袁雪芬与傅全香两朵梅；此次汇演获奖的是傅全香，但此戏却是根据袁雪芬的《梁祝哀史》改编的。

周总理接见了主创，谈了整整一个通宵。问得奖是不是好事，说如果不小心，金牌牌会压塌人的。得奖的是你们，但是你们背后有多少无名英雄？他们为你们的得奖花费了多少劳动，多少心血？接下来，又一再叮咛只有搞好团结，才能做好这些事情。周总理的谈话让三个人心里都暖暖的。对每个戏曲演员而言，能拍电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最后当决定要范瑞娟和袁雪芬拍《梁山伯与祝英台》时，“落单”的傅全香既没有闹也没有吵，始终牢记总理那晚语重心长的谈话。

1953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翌年4月，周总理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在电影招待会上，放映的便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请柬上，周总理特意嘱咐：“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 国 的《罗 密 欧 与 朱 丽叶》。”1955年夏，受民主德国邀请，祝英台傅全香与梁山伯范瑞娟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剧目飞往欧洲。这是越剧首次跨出国门走向国际舞台。周总理不但把越剧推向了全国，更是推向了世界。

北京人艺的良师益友

北京人艺老一辈的艺术家们都常说：“没有周总理就没有北京人艺。”

新中国成立初期，“老人艺”的演出场所“北京剧场”是由一个叫“真光”的旧电影院改名的，舞台小，灯光设备也不齐全。在周总理的关心下，“首都剧场”建设完工，但却划归文化部直属，后经周总理批示，才作为北京人艺的专用剧场，《骆驼祥子》《蔡文姬》《茶馆》相继从这里飞出，奠定了北京人艺在中国话剧界的独特定位。

北京人艺的戏周总理看得很多，看得很认真，每次都悉心切磋。1957年，舒绣文饰演愫芳的《北京人》演出后引起争议，认为选角不当，舒绣文是著名电影演员，素以泼辣精悍见长，饰演娴静的愫芳，差异太大。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的舞台上常看舒绣文的戏，十分赞赏。舒绣文卸装出来，一见到周总理，就带着歉意说：“我没有演好愫芳。”周总理回答，“我看到了另外一个舒绣文，不是重庆舞台上的那一个了。演员嘛，不要拘泥于一种类型，能改换一个新路子，本身就要有勇气。”

1961年4月，周总理先后看了两次欧阳予倩创作的《潘金莲》，这部剧创作于上世纪20年代，上演后颇有争议。座谈会上，特意请来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小白玉霜，以及《名优之死》的作者田汉。周总理询问欧阳予倩当年写这个戏的意图，欧阳予倩说他非常反对封建势力对妇女的摧残迫害。总理说，我非常钦佩你的坦率，但这是20年代写的戏，潘金莲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一部有深远影响和广泛流传的古典小说，要从根本上改动它，观众和读者是不容易接受的。有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已经深入人心，成了象征，所以改编名著要审慎。次日，担心欧阳予倩有心理负担，周总理派专车接他到西花厅做客，恳切交谈，宽慰这位老戏剧家。

1962年初，周总理召集在京剧作家座谈会，多次讲到北京人艺院长曹禺：“曹禺同志是个有勇气的作家，是个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

在北京人艺老一辈艺术家们的记忆中，1957年5月的一个午夜，周总理在送走招待泰国艺术团酒会的客人后，又走了回来，和几个青年演员围坐在一起，听说剧院宿舍就在不太远的史家胡同时，便提议说：“走吧，到你们的宿舍去看看。”

大家一下子全部愣住了，踌躇间，周总理却迈步领先走下了楼梯。在首都剧场的大门口，汽车开过来了，总理却摆了摆手，问大家：“你们怎么走？”“我们走着回去，您上车吧！”“不，我陪你们一道走吧！”“不，我们每天走惯了，好像是锻炼身体。”“我也锻炼锻炼，散散步。走吧！”

静悄悄的午夜马路上出现了一群人，年轻的演员们簇拥着一个内心更加年轻的人，像是儿女们簇拥着父亲，一边走一边亲切地说笑，谈工作，谈演戏，谈生活……在这群可爱的人的后面，远远地跟着一辆空空的汽车。北京五月沉醉的夜风，飘着路边槐花的清香，温煦地吹拂着每个青年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