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更新时间：2026-02-18 08:27  浏览量：1

说起“复仇”，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文学史的起源，两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还是经典戏剧《哈姆雷特》，爽文鼻祖《基督山伯爵》？是斗杀西门庆的杀神武松，还是大难不死的复仇男孩哈利波特？是追凶三十年的乔帮主，隐忍十二载的梅长苏，还是在法律与仇恨之间摇摆不定的《彷徨之刃》？

你发现没有，“复仇”是古今中外史诗、戏剧、小说、网文、电影、电视剧钟爱的文学母题。复仇故事总是经典的三幕结构，天然长在了人们的爽点上——第一幕结仇，第二幕准备复仇，第三幕大仇得报。结仇越虐，准备越久，复仇就越爽。不过爽归爽，现代国家的法律一般都禁止复仇。咱们在看复仇主题作品的时候，再怎么热血澎湃、快意恩仇，一旦冷静下来就会迅速恢复理智，意识到复仇是冲动的、野蛮的、违法的，影视剧里的危险动作是禁止模仿的。但有一本书却告诉我们：复仇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理性的产物，不是野蛮落后，而是文明发展到相当阶段的表征，最初的复仇不是违法犯罪，恰恰相反，是法律的起源。这就是苏力的《法律与文学》。

苏力，是中国当代最具原创性和知名度的法理学家之一。如果苏力老师知道我说他是“法理学家”，肯定不高兴。因为他拒绝被任何学科所拘束。苏力总是说：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事情，研究的是问题，而不应该总是想我在哪个学科，不应该受限于人为划分的学科壁垒。他喜欢动用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甚至文学等等一切工具来研究法律问题，代表作有《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送法下乡》《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等等，《法律与文学》也是其中之一。该书的副标题叫“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说到这儿，你听出问题来了吗？这戏剧是虚构的呀，法律不应该讲求实证吗？苏力放着那么多真实的案例不用，为什么偏偏挑一堆虚构的戏剧来讨论法律问题呢？苏力在全书的导论，用了整整四十页的篇幅讨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最强有力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文学更有普遍性，有普遍性的问题才有理论的力量。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点拗口，那咱们换一个更简洁有力的说法。亚里士多德《诗学》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诗比历史更真实。”历史讲的是个别的、偶然的事情，哪天谁出生了，哪天谁死了，哪天哪个城市沦陷了，没有逻辑，没有条理。诗，包括各种文学，写的是普遍的、必然的主题。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去国怀乡……剧情可能是虚构的，逻辑、情感、价值却是真实的。费心费力搜集一堆散碎的历史资料都难以证成的事情，有的时候用一篇小说反而能讲得更清楚。

第二，文学更有传播力，有传播力的作品才有共情的基础。现代社会，大家都忙，哪有空听你原原本本讲完一个陌生的案例？选用大家都熟悉的戏剧，一来交流成本最低，作者容易唤起读者的共情；二来文本开放，读者享有平等的知情权，以前读过嘛，就不会被作者耍弄于股掌之间，有效防止作者的话语霸权。

所以苏力选择了六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剧本，包括《梁山伯与祝英台》《窦娥冤》《十五贯》，还有一些包公戏，讨论“复仇与法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