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由平阳下广州掀抗日戏剧热潮，向特科提供大量情报，因太红遇害

更新时间：2026-03-27 10:21  浏览量：2

陈再华

陈再华，原名锡光，又名黄光，笔名白明，1904年出生，浙江平阳县鳌江镇人。

其父陈仲芸是当地著名学者，受维新思想的影响，1902年和几位地方士绅创办了鳌江公学。陈仲芸为人正直、思想开通、治学严谨，这些都给年幼的陈再华以深刻的影响。

陈再华6岁时入鳌江公学读书，1919年就读于平阳县学堂，第二年转入温州艺文中学读书。他提前完成了中学学业，后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但他对学校要他先读一年预科的规定很不满，因此只读了一学期就到上海，进入自治学院学习社会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同时，他对哲学、政治学产生了兴趣，并立志将来要做一个革命的实行家。1926年下半年，他在自治学院因参加学潮而被开除。

嗣后，他回到家乡闭门读书，后又于1927年去上海，入光华大学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同学中的共产党人，进一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他学习异常勤奋、刻苦，总希望自己学成以后，可以给人类社会做一些有益的贡献。

他在日记中写道：“人生必须努力，人生必须认真。这念头、这态度，无一时无一刻不萦回于我的脑际，不表现在我的一举一动间。年华流水，一去永不复返，切莫等闲生活。”“我希望自己不是个懒惰者，希望给人类社会做点有利的事。”他始终按照这一人生基调去身体力行。

1929年，他怀着极大的热忱来到广州，到培正中学当国文教员。

他原以为广州是大革命的发源地，是一座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政治气氛一定非常活跃，自己定可以有一番作为。殊不知此时的广州正处在“南天王”陈济棠的统治下，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加之培正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学生多是豪门子弟，校内死气沉沉。这使他大感失望。

但他并未因此而气馁。在培正中学，他尽自己所能对学生进行积极的教育，在讲解“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诗句时，就引申讲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以加深学生的印象；他带领学生去三元里、沙面实习考察时，就联系“平英团”和“沙基惨案”的历史事实，揭露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

陈再华的教育方式，犹如在一潭死水中激起了涟漪。他还一反所谓的“师道尊严”，亲近学生，学生们都愿意接近他，在课余或假日常去他宿舍，或听他谈论形势，或与他研究、探讨学问。他把爱好文艺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培正文艺研究社，出版《培正文艺》杂志，自任顾问，并撰写稿件。

他组织的文艺活动，从校内发展到校外。他联合现代创作社成立了一般文艺社，出版了四期《一般文艺》杂志。又组建新文艺评论社，出版《新文艺评论》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可惜杂志刚印了第一期就被反动派查封了。

他不甘休，又吸收绿天社的骨干，组织了新兴文艺社，出版《新兴文艺》杂志。他把这些秘密社团组织起来，成立了争取言论自由大同盟，反抗当时的政府，呼吁争取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广州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开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广州的抗日戏剧活动蓬勃展开，这和陈再华的积极活动和组织是分不开的。他帮助中山大学的学生成立了左翼剧联广州分盟，作为领导广州抗日话剧运动的核心力量。

他还在抗日剧社和新兴读书会的进步青年中，组织了一个秘密的苏维埃之友会，开展支持江西中央苏区的募捐活动。有人问他，募到了东西，怎么运去呢？他笑笑说，目的不在于物资，而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宣传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东三省受侵略时，陈再华有感于国难严重，写作了一首题为《奋起救国》的慷慨激昂的歌词，其中写道：暴敌凭凌，破坏远东和平；连天炮火，遍地血腥。我劳苦民众士兵，莫不愤恨填膺。来，时机已逼，精诚团结，死里求生！奋起奋起，共作猛烈斗争！

这首歌词由广州著名音乐家何安东谱曲，并灌成唱片。这首抗日歌曲比《义勇军进行曲》早三四年就风靡南方各地，特别是广州、香港一带，当时几乎人人会唱。

1933年，广州和香港等地自发地组织了许多文化团体。为了尽快地把这些群众性的进步团体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陈再华和香港的进步人士黑炎、李拉特、陈光以及广州的潘皮凡等人共同商定，由他执笔起草一个关于广州、香港的文化运动和各团体组织情况的书面报告，利用他暑假回乡的机会，把报告带到上海交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争取党和左联的具体指导。

他在报告中写道：“我们这几个人，有些往时曾在‘组织’中工作过的，后来因为屡经拘禁、逃亡，便跟‘组织’失去联络……我们都立志委身于革命事业”，“我们也都知道团结是力量，文字是武器”。他要求“组织两地所有进步的文化工作者推进文化运动”。

这份报告辗转送到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得到高度的重视。经考察，特科决定吸收陈再华和潘皮凡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陈再华由中央特科直接领导，潘皮凡由陈再华单线领导，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广东、香港一带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

陈再华回到广州后，兴奋地把这消息告诉了潘皮凡。俩人为了安全起见，决定把通讯联络地点设在香港，利用假日奔走于穗港之间。但不到两个月，潘皮凡的身份暴露，陈再华帮助他及时转移到上海。穗港的情报工作则由陈再华和另一位同志负责。他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搜集了大量情报，并先后发展了10多位同志。

1934年7月，陈再华再度以回乡探亲的名义到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党组织对他在广州的工作十分满意，肯定他搜集的情报对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指出他在广州搞得太红，会有危险，要他注意隐蔽斗争。

党组织已考虑物色一名同志去广州接替他的工作。但在未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陈再华为了坚持斗争，又急匆匆地赶回广州。

1934年10月前后，广州又有一批革命青年暴露了身份。为保护这些同志，陈再华通过组织把他们转送到苏联去学习，而对自己的安危很少顾及。

不久就发生了不幸的事件。11月26日，陈再华在知用中学观摩教学时，学校突然被军警包围，他无法脱身而被捕，被关押在广州警察局的监狱内。当局用尽酷刑逼他招供广州的共产党组织情况以及在培正中学的同志。

他为掩护培正中学的进步师生，托词说：“培正的学生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无法搞活动，没有我的同党。”

美籍英语教师罗夫人出于正义感，代表培正的师生去探望他，陈再华对此很是感激，但他请罗夫人转告培正的师生不要去探望他，以免受牵连，并说他的事别人是帮不上忙的。

警察局长何荦见他始终没有吐露丝毫实情，就亲自审讯，假惺惺地说：“你不愿意谈你们党内情况，我们也不勉强，君子不强人所难。你是个有学问的人，我们很爱惜人才，只要你表示愿意悔改，我们就可以从宽处理。”陈再华答：“我的行为光明正大，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应该悔改的，倒是你们。”敌恼羞成怒，更加残酷地折磨他。

1935年1月24日，陈再华在广州黄花岗侧的荒坡上被杀害，时年31岁。

烈士遇难一星期后，反动当局才允许收殓。他的生前好友在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中，从江南特有的棉袍的布里子才确认出他的遗体。遗体还钉着镣铐，双手指甲都已被拔去，可见他生前承受了敌人惨无人道的折磨。

当他的灵柩运回故里时，众多乡亲怀着悲痛的心情伫立在江边迎候，为家乡失去一个勇敢的战士和才华横溢的学者而痛惜。

陈再华是诗人，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激情磅礴的诗篇。他曾在一首诗中抒发自己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如今我才完全明白——我是为着希望而生，我是为着希望而死。而我已空过了这许多日子，希望永远还是希望，而我将追求到死。”

1934年夏，他重返白色恐怖的广州进行革命活动时，已察觉到自己的处境极不安全，但他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继续坚守在岗位上。在被捕前的14天，他写了一首题为《献给母亲》的诗，表达了他为革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心声，其中写道：“这是旧社会走到最末的一阶，这是矛盾对立构成了稳健的新梯，你的儿子就这样的朝前走了！退后的，只是那些在火山口作骷髅舞的人哟！”

陈再华精通多国文字和语言，翻译了许多外国进步作家的优秀作品。他还是一位政论家，文笔犀利、深刻，犹如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剑。

陈再华牺牲后，家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革命家和文学家，冒着生命危险，出版了《再华文拾》，不料书出版后，遭到当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

但正如革命者是无法杀尽灭绝一样，革命书籍也是禁不了的。《再华文拾》最终还是被带到上海、广州等地分送和发售，连暂存鳌江公学的一部分书也被当地青年陆续取去阅读。

陈再华的诗文和业绩，激励无数青年追寻着他的足迹走上了革命道路。